政治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史家最津津乐道的重头戏，而越是乱世的政治史越有其扑朔迷离的神秘感和瞬息万变的紧张感。在快节奏的成与败交替出现的时代，也有着最方便为观察者总结规律和经验的条件。在无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中，历史所反映的不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的总集，而是人性和社会机制的互动，因而也格外发人深省，令人唏嘘。

我想这也正是历史爱好者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着迷的原因之一。在关于东晋南朝的众多政治史作品中，我选择了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和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两本书均为当代最杰出的魏晋政治史经典著作。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这篇读书笔记本来应该从《魏晋之际》写到《东晋门阀》，但两本书读罢，我想先从后者开始，因为自汉末到刘宋的政治史演变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而东晋不仅是时代特征和规律最凸显的时期，也是案例更丰富的时期。

《东晋门阀政治》到底揭示了魏晋政治史怎样的时代特征呢？

我想在这里先写下我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仅限于魏晋及南朝，更是一个历史规律总结的尝试：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利益-政治圈层。处于最顶层的既得利益者是各圈层中最受益于经济制度者，其财富积累速度和数量成几何级扩张，是现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食物链的顶端。利益与政治话语权相辅相成，因为政治是保护现行制度的条件，而制度是利益积累的条件。最顶层利益既得者必定希望成为政治操控者，以保证其持续的获得社会最高利益。

在经济制度初建期，各阶级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较为扁平化，社会走向是正向积极的，因为人们发展的机会相对均等，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随着时间推移，更适应于经济制度的阶层，积累速度迅速膨胀，使各阶级之间差距持续拉大。

人的私欲在获得便利时倾向于无限占用尽可能多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顶层阶级越来越有能力侵占其他低级阶层的资源。由于顶层阶级人数少，且不参与实际生产活动，他们对于低层阶级资源的侵占成为持续破坏生产力和社会运转平衡的消极力量，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需要一种新的积极力量取而代之，并进入下一个经济制度重建-既得利益扩张-社会阶级分化、固化-新力量取而代之的循环。这就是人类社会盘旋上升的规律。

通常形成资源占有优势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4、掌握军权作为政治权力保障

对照汉末魏晋南朝的情况，按照时间顺序为：

1、其经济制度是以土地分封有政治事功者，造就了一个经济可以完全独立于国家、且政治上具有话语权的阶级。

2、这一阶级逐渐吞并土地与人力，积累成地方豪族，同时也拥有了文化资源的独占权，可以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扩张政治网络，培养宗族人才。

3、在皇权羸弱的背景下，宗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受到威胁，他们不得不、也有能力增强宗族自身的建设和凝聚力，形成自我保护的军事实力、甚至尝试取皇权而代之。

以上便是汉末至三国时期的社会格局。

自此至于魏晋，宗族有这样的共识：维护皇权活着，是为了维护宗族利益（顶层既得利益），皇权实在不行，宗族是可以取而代之的。这是自秦建立帝制以来，更加古老的宗族制度的一次反扑。而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与统一完全相悖的分裂的力量，也是与社会分配公平趋势完全相反的力量。

4、曹氏代汉、司马氏代曹、直至八王之乱、衣冠南渡后，持续不断地一姓宗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无论这些姓氏的出身是什么，他们所代表的都是自身的家族利益。他们的共同点是，同时拥有政治事功（军权）、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家族网络、绝对的文化话语权。只有当以上条件完全具备时，才会出现魏晋至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政治面貌。

钱穆先生曾说，魏晋以降由儒到法再到道的思想嬗变，是逐步狭隘、逐步消沉、世运逐步下降的过程。究其根源，这种狭隘正是由国家到家族的狭隘，持权柄的人无半点公心，全为了自己家族权势的绵延，其地位也必然如空中楼阁一般，待底层地基逐渐被掏空，楼阁再富丽堂皇也改变不了毁灭的终局。回头再看顶层那些无止境的权力争斗，不仅唏嘘，甚至可笑。

八王之乱，使司马氏宗族主干消亡殆尽，剩下旁枝本非皇族近属，遂需要凭借既已形成的士族名士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撑自己的统治，以名士的声望招贤纳士，组建政权。

八王之乱终期最后的内战在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中展开，观察他们的政权结构，都是以汉族大世家为行政力量，以地理位置便利的胡族为主要军事力量。司马颖占据中原及以西偏南，司马越占据中原及以东。

司马越阵营的组合中的门阀大族为琅琊王氏王衍，这个阵营另外派生出司马睿（越弟）与王导（衍弟）的王马组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长江中下游两岸为在中原主战场冲锋的司马越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司马颖死，刘渊与石勒的力量不再受控于汉人政权，合力将司马越在江北的势力尽数消灭，司马睿和王导建立的根据地则成了司马越一派唯一的力量，也是整个晋王朝唯一能继承国统的一支。

晋王朝的南迁，是南北大世族集团共同努力促成的，也是在当时的政局下对此一政治集团最有利的选择。

北方战乱使江东大族扶持江北陈敏的政治军事力量，以保障江东的安全，而陈敏意图独霸江东，上向晋王朝宣示主权，下排挤江东世族。陈敏与晋王朝和江东世族比起来身份低微，本身就不处于同一阶级，其野心过早彰显很快成为南北双方的众矢之的，陈敏灭，奠定了江东世家门阀与晋门阀合作的基础。

江东对北方南迁政权有三个诉求：名分、权威、尊重。晋南渡后首要事则是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尽可能满足江东门阀的要求，以维持地区政局的稳定。

八王之乱末期，司马氏最后的夺权战争在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之间展开，司马颖封地势力在西，进而引刘、石两胡族政治体为盟友。司马越及其党幽州刺史王峻、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在东，引乌桓、鲜卑为战前主力。

司马二王之战成为开启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开端。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四种胡族力量中，刘渊一支的首领已经深度汉化，其作为质子自魏末至晋长期生活在洛、邺，与权力阶层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和相互了解，刘渊起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助司马颖，不如说是为了取而代之。其外有强兵，内有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已经具有了建立中原政治范式政权的基本条件。

而石勒作为在并州被司马腾掠卖的羯人，则因为私仇入司马颖阵营。其后入邺杀司马腾、追杀王衍及大批名士、焚尸司马越、进而与刘渊合力荡平了司马越一支在北方经营的全部政治势力。

当时由猗卢为首的拓跋鲜卑因与司马腾的长期接触中形成了稳定的联盟关系，这一关系也塑造了北方各胡族之间对立阵营的历史渊源。拓跋鲜卑与石、刘的长期对抗关系和与东晋的长期通和关系都是这一历史渊源的延续。

石勒晚年与江左议和，一在考虑北方割据势力乱战，意图寻求南方的盟友，二在想为子孙奠定更稳固的基业。而江左断然拒绝议和，一为上述司马二王相争的历史渊源；二为石勒对江北移民大族杀伐太重，议和无法得到江北移民的支持；三为司马睿尚未坐稳江东位置，议和会有损其在江东旧族心中的的地位。以上三个为主因，而其民族气节反而是次要的，试图收复北方的决心更是无从谈起。当时的江左统治者司马氏、南移世族、江东世族，三支力量均唯求自保，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家族利益，而于国土没有多余的祈望。

人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欲，随着财产私有化这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到来，顺其自然的成为人性的一部分，资源争夺与占有，也构成了历史王朝兴衰更迭的波浪性行进的源动力。

其间微妙之处在于，在什么样的资源格局下，社会各阶层都能贡献自身的禀赋以促进整个社会正常健康的运转，以此作为自身利益保护的必要条件；又是在什么样的格局下，某一特定阶层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与国家整体利益、甚至与除己以外的所有其他阶层都产生矛盾。一旦这个阶层的能量大过国家，这个一切以私欲为目标的集团，就会成为社会走向堕落的毒瘤。

在东晋的案例中，世族的权势和财富太盛，使其对家族既得利益的保护欲远远超越了对国家利益这个更大范围利益的保护。他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一国之君都成了他们装点门面的附庸，谁坐在王位上都决定于他们家族利益的考量。

钱穆先生总结这是一个私心胜于公心的时代，然而私心胜还是公心胜，终究还是要以社会资源的分配法则为底层逻辑。如果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有效的抑制寡头的出现，分散既得利益，使没有任何一方的既有利益在量上超越国家，人们就会倾向于公心，因为个人力量不够强大以获取更多资源的时候，人们才会自觉的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努力。

元帝司马睿甫定东晋，王导的族弟王敦（前由王衍和司马越任用）已经掌握了上游荆州、至江北扬州的长江沿线，军事力量足以威胁中央。为了分化王敦的势力，元帝引用刘隗、刁协等人做新的军事部署于合肥淮阴，统合扬州地区的北方移民增加兵力，名为北讨石勒，实则防御王敦。

在此压力下，王敦举兵攻占首都建康，将以上的新军事布局完全倾覆。又2年（324），元帝病亡，明帝继位，王敦病重，明帝即下令征讨王敦，使王敦一支的军事力量完全被翦除。

王敦破后，东晋的军权重新被瓜分。苏峻是破王敦的功臣，占据建康以北扬州，以流民帅身份统筹流民兵。上游分别为荆州刺史陶侃与江州刺史温峤控制。

破敦仅1年后，明帝死，子成帝幼年继位，由两个门阀家族——王导（王衍之弟，王敦之堂兄）和庾亮（大族兼外戚）——辅政，2年后（327）苏峻以讨伐“外戚干政”的庾亮为名南渡长江攻破建康，又2年（329），上游荆州刺史陶侃与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苏峻收复建康。陶侃死，庾亮出镇上游武昌，外掌军权内执廷权，此时王氏家族枝叶渐少，不足以支撑其与庾氏抗衡，逐渐趋于弱势。王导则以郗鉴等非传统世家的力量作为补充，平衡庾王关系。

以上可以看到，东晋初建江左，王室无兵可倚，皇权极不稳定，军权所落之处，极易引拥兵自重颠覆王朝之乱。王敦是以门阀身份挑战晋室的第一人，然而由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其他门阀站在既反对王敦反，又不愿支持晋室灭王敦的中立位置，为了对抗反动门阀，王朝只能寄希望于阶级地位更低微的士族，兵力则只能依靠南来的流民补充。

于是江北的流民帅及流民军队成了门阀与皇族之外的另一股力量，这股武装力量北抵御胡族因有战功，南协助皇族与门阀抗衡，但却因其阶级和意识形态，被长期隔绝在核心权力圈之外。苏峻则是以流民帅身份挑战晋室的第一人。由于其阶级属性与门阀完全不同，遂干脆的被门阀集团消灭了。

流民帅中一些有世家背景的晚来南渡之人如郗鉴，是联系皇权（只能倚仗流民军）和门阀权力（被门阀牢牢握在手里的国家军队）的纽带。

他们的契机在于，在新旧门阀势力斗争中，旧门阀因子孙凋敝、思想萎靡，族内可用来支撑核心人物权力布局的人太少。旧门阀在与新上位门阀的斗争中处于弱势，需要引进族外的力量加以支持。

郗鉴之所以成为王氏、谢氏拉拢的对象，也是因为这些家族在门阀斗争中，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势力范围居于弱势，需要以郗鉴在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加以制衡。

另一方面，这些晚来世家多重儒轻玄或尚在由儒转玄的过程中，尊重儒家礼教、有报国之心，郗氏虽与王氏联姻，但在门阀势力威胁皇权之时，却自始至终于中立位置，不参与门阀专权、维护司马氏专制秩序，足见其汉魏经学大族的家学渊源的影响。因而，这支军事力量并不会无条件倒向门阀，更易为皇权所倚仗。

门阀王导与士人流民帅郗鉴（拥京口之兵）的联盟，是一个微妙的组合。琅琊王氏相对于颍川庾氏势弱，不足以颠覆国家，而只能将能量用于国家建设；郗鉴虽手握重兵，却一心维护国统。二者联合平衡庾氏的力量，客观上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东晋政局，使王导能在一个寡头门阀势力的平衡点上经历70年稳定的执政期。起到了安邦定国的作用。

长江是东晋王朝依托的天险，长江沿岸因此是东晋王朝军事战略部署的生命线。这一条军事生命线人员安排的变动，建设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央和北朝的实际军事行动，是观测东晋真实政治格局的重要参照。

荆州：上游军事要地

长江自西南向东入海，其江面宽度逐渐增加，到南京以东的中下游地区，已经对北方进攻构成天然屏障。因此三国时期，魏对吴的南征若以水路，也要从荆江上游突破，再由水路顺流而下，因此荆江是江南对北方的传统防御门户，其兵力也为国家军队，自然是门阀争夺和控制的焦点。

从王敦到庾亮，从桓温到谢氏家族，争夺的都是江荆一带的军事控制权。

京口：下游军事要地

晋王朝为了抗衡门阀的军事实力，在扬州、镇江一带地区扶持新的力量，其最大的便利条件就是，这一地区在南方传统中是一块弃地，此地海拔抬升，土地相对贫瘠，丘陵地较多，因此是长江以南人员稀少地，南渡流民迁徙此地受到的原住民抵制较少。普通流民南迁一财力不足无法远徙、二试图有朝一日回归故土，一定会选择最靠北且足够安全以避胡祸之地，京口江面宽阔有天然屏障，且足够靠北，从未受过胡族侵扰，正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些流民就构成了南朝的兵源。

京口居粮草富庶之地会稽与京城建康之间，是建康生命补给线上的重要一环，也是获得军粮的便利居所。在京口组建军事力量，北可以攻胡，东扼帝国粮食生命线，南可控制三吴、抵御海盗（石勒势力）、拱卫京师。

组织这一部分兵力的将领则是区别于门阀的次等士族流民帅，他们因为过江时间较晚，家学多为儒学，已经无法进入门阀政治的权力中枢。

这正是苏峻起于扬州、郗鉴在京口镇江一代建立军队，直至北府兵成为一支最终有能力颠覆东晋王朝和门阀政治的强大军事力量。

庾氏家族因避居会稽，当晋室南迁时被征召入朝，本为世家，又儒玄兼修，故而在文化上能得到门阀政治集团的认可，又可为庙堂所用，在明帝时与皇家联姻，成为晋室外戚。以上种种为庾氏成为顶级权臣的条件。

东晋君弱臣强，因而每一代君主背后都是一个固定的既得利益关系网，而君主的更替则意味着这个关系网的重建或调整。明帝去世成帝继位，庾亮作为帝舅兼权臣，拥有了权力上的绝对优势。

庾王同为门阀寡头，本质属于同一利益集团，他们共同的外部矛盾是1、中央对他们利益集团削弱的倾向；2、占据军事优势的新政治力量对中央-门阀平衡关系的威胁。这一集团的首要目标，第一是想方设法将长江上游的军事重地划归自身的势力范围，以在军事上彻底控制东晋，第二则是使东晋王朝继续成为他们既得利益合法性的表面装饰。

当有实力的军阀（如苏峻）被彻底铲除后，这两个目标的争夺成了门阀集团的内部矛盾，庾王二族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争得你死我活。而郗鉴则作为期间的一只平衡力量，每当天平压向一族，他就帮扶另一族，而每当任一族威胁皇权，他就保护皇权。这样的平衡客观看是在延续这个腐朽的政治系统的生命，实则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难得的平稳发展的十几年。试想在当时的情境下，设身处地，郗又能有多少私心呢？

庾王二者的争斗，外在荆州、江陵的兵权，主要手段则是操纵王命的不停换将，最终以王氏最后一个军政强人王允之的去世，标志着庾氏的胜利；内在君主人选的拔擢，表现在庾氏在成帝死后，令成帝的同母弟弟为康帝，继续保证庾氏外戚的地位。而此时渐起的另一外戚何充则出镇京口，一为避其锋芒，二为占据长江下游的重要军事略地。

至此王氏家族逐渐淡出政治核心圈层，庾氏的势力遍布长江上游，以北伐为名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西至蜀地，北至襄阳（有流民武装），为荆州建立了稳固的屏藩。而庾氏也在庾亮下一代庾翼死后，在淝水之战的背景下，迅速土崩瓦解，权力转于桓氏（早已蛰伏于长江上游）、谢氏之手。

东晋政坛两大矛盾，一在南北战争，二在门阀内斗。两个矛盾相互影响，地位此消彼长。而在以家族私门之利为首的主流观念下，南北战争只是门阀内斗的筹码，整个东晋都处于完全放弃北中国的消极心态中。

桓温是东晋政坛的一个异类，具有曹操那样的野心和抱负，他远有收复中原之志，近有取代晋室之心，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家世根底的人，他的野心与他所能调动的资源是不匹配的。换言之，这不是仅靠客观条件能塑造出的弄潮儿，而具有强烈的偶然的个人色彩。

桓温没有大门阀累世的世家背景，其家族南渡后以在王敦、苏峻之叛中立功而升起，重事功不重清谈。在庾氏家族枝叶凋敝后，因其才干和长期任职上游荆湘的经验，便利的取得了长江上游的军事控制权。而由于其门第阶级不高，受到门阀阶级的压制和防备，经营近二十年才将其控制向下延伸至中游和中央。

桓温的契机，其外为石氏内部的崩溃，给了东晋喘息和反扑的机会；其内在外患驱弱的同时，内部强大的门阀世家王、庾相继凋敝出现的权力真空。二者共同促成了永和以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安定局面，给南方社会以盛世的假象，使门阀士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更加涣散和洋洋自得，重文轻武、重玄谈轻事功的风气弥漫在整个上流社会。

当时能接触到权力的上流社会可分为三类人。

矛盾在于，东晋一朝的地位并不稳定，内外权力斗争一直很激烈，武功在此时恰恰是权力的第一前提，却为整个上流社会既得利益者所不齿。

虽然上流社会为了防范其他集团染指权力中枢做了很多政治布局，但却终因无人可用而不得不启用枭雄桓温。桓温也没有浪费这个机会，在积极北伐的过程中终于成功的控制了整个京城的上游战略要地，虎视京师，其取而代之的基础就此成立。

桓温的三次北伐，成为他逐步清除长江中上游方阵异己，以自身力量取代门阀势力的手段。门阀政治势力扶持的将帅纷纷在南北战争中败北，而桓温为了保存实力，夺取南朝的政权，其北伐也是点到为止。

然而盘根错节的门阀势力太过强大，桓温通过前两次北伐的胜利也只建立了虚名的威望，没有达到夺取上游控制权的目的。反而是第三次北伐东晋的全面失败，使其在过去的军功加持下排除异己保全了自身，其声望虽然受损却掌握了整个建康上游的军事实权。

如果换做门阀王敦据有这样的局面，早就反了。但桓温面对的是整个门阀集团的既得利益，即使握有军权亦没有把握取而代之。桓温的雄才大略在这个时代正体现在他的谨慎持重，步步为营，即使如此，他终究在东晋门阀政治的鼎盛时期中陨落。

田余庆说，桓温的时代是门阀政治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虽然居核心的权臣已无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这样碾压皇权的强大力量，不再能任意左右王室的去留，但在军事大权完全旁落之时，依然能依靠其非暴力的政治力量钳制武功大臣，足见门阀集团发展之成熟和其根深蒂固的地位。而从桓温开始，这种地位将一次强似一次的被居武功的下层士族挑战，并伴随着门阀集团内部活力的丧失殆尽走向新的时代。

谢氏经三代而兴，一为谢鲲一代由儒入玄，二为谢尚一代建立事功，三为谢安一代开枝散叶。

谢氏兴起的过程是东晋门阀政治成熟时期的典型案例，可通过这一过程窥见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生态。

桓（冲）、谢（安、玄）权族对南北战争的复杂态度：

地形上看，长江上游军事力量对遏制南中央最有利，长江下游军事力量对对抗北方政权最有利，整体上是上内下外的局面。

在北方军事压力不大的时候，桓谢争权的重心必然在长江上游的兵权；当北方军事压力增加时，内部矛盾处于次要位置，迫于桓氏在上游的势力无法撼动，谢氏为了以军功提高家族地位，也为了保护既有的南王朝根基，将注意力转向了下游，由谢玄于建康下游，整合淮北地区流民帅（刘牢之）和分散的流民武装建立的军事力量，建立北府兵。

桓氏上游与谢氏下游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峰，是淝水之战东晋战略的一大特点。这也在客观上缓和了谢氏与桓氏在上游的军权争夺战。

继桓氏和谢氏而起的门阀士族是太原王氏。桓温死后，桓氏家族有一定军事影响但无政治根基，其上游旁支拥有的残余军事力量在孝武帝至刘裕之际的军阀混战中被消灭殆尽。

谢安则由于军功和族望双重而受到司马氏的忌惮。谢氏家族在谢安一代，虽有事功之能，但在气质上已没有足够的政治野心，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族成了皇族和其他门阀的忌惮焦点时，则寻求退隐以自保，自愿让出了第一门阀的地位。谢氏家族在孙恩起义中，因地缘和目标太大而被起义军消杀殆尽，成为门阀与兵权完全断绝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世家大族在军事领域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只能以文化主导的身份附庸于北府军事领袖。

桓、谢两大势力核心人物退出权力舞台之际，给皇权留出了发展空间，孝武帝与其母弟司马道子各持皇权和相权（谢安让出），而太原王氏因与二人的外戚关系和大族名分的加持，攀附上位为第一门阀，实际上则只是皇权的附庸，无任何事功作为依托。这正代表了门阀政治的衰落，整个门阀阶层各家族已经没有足够与皇权抗衡的核心人物。

太原王氏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终章，皇权在门阀权力衰落的空档由孝武帝和国相司马道子掌握主导权，本来可以恢复皇权专政。然而司马氏家族与门阀的阶级本质和价值观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具备操控皇权继续走下去的能力，代替门阀和司马氏重新建立皇权专制的任务只能落到了握有军权的下等士族手中。

司马氏自南渡建立东晋以来，从未建立起真正的皇权专政，整个东晋王朝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寡头门阀政治结构，皇帝只是一种国家正统性和文化的吉祥物。东晋末期随着寡头门阀集团内子嗣质量的降低、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极度精致利己化，整个阶级无论是利益追求还是精神追求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利益和最广大的群众文化，将自身立于一个封闭的自绝境地。

在这个门阀利益集团即将灭亡的时候，司马王室终于看到了一个反扑的机会，由孝武帝和同母兄弟司马道子组成的皇室政权一时越居为核心，一众门阀分别站队，选择主要根据联姻关系和既往的主从亲疏关系。

在母亲的平衡下，二司马生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权力斗争，但实际两方及其拥护者已暗流涌动，这从双方对于建康上游和下游以军事权力争夺为目标的人事安排就可以明白的看出，这是一场激烈的对弈，最终形成孝武帝控制京口、司马道子控制上游的局势。随着孝武帝的去世，司马氏内部又展开了皇权的斗争，重蹈八王之乱的覆辙。

作者指出司马氏已经腐朽到无法支撑王权专政。实际上，司马氏本身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阀。什么叫门阀？门阀就是以家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同时拥有郡望、名望、进而权力和财富的家族集团。司马东晋不过是有一个王朝名号加持的、暂时没有能力成为权力掌控者的门阀。而其他门阀全部没落之时，才是这个皇族门阀最有机会依靠其身份崛起的时机。

在中国古代，宗族制度早于专制皇权出现，是更古老原始的宗法制度。宗族制度成为社会最高阶级，却是依靠皇权的兴起。皇权是封建制度的实施者和保护人，宗族正是依靠封建制度不断壮大，直至其势力威胁到皇权的程度，才受到皇权的抑制。

然而宗族制度由于涉及社会自上而下的各阶层，且在其经济基础上发育出粘性更强的文化形态，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立性和内驱力的社会发育模式，历史的车轮一旦走向这个方向，就不是皇权可以完全叫停的了。

反过来，作为宗族制度最强和最早保护者，只要皇权足够强大、且没有对宗族制度作出实际意义的颠覆，宗族是倾向于维护皇权以保证其既得利益的合法性的。

东晋是古老宗族制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有力反扑，使汉族政权深刻意识到封建宗族统治对皇权的侵蚀和伤害，在接下来的南朝四朝时期，门阀、家族主动的和被动的被架空，缓慢的被排除出权力中枢，南朝以一种政治改革的姿态逐渐收拢皇权。

客观上讲，这一时期是一场南北两朝政治进化、和军事实力的竞赛，谁的进化脚步更快，谁的军事实力更强，谁就有可能最终完成统一。事实是，相对于南方，北方曾经的世家大族保持了更多的儒学思想，北方的异族统治者在这些大族的配合下轻装上阵，拥有足够的空间重新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社会制度，为之后的军事强番统一全国做好了制度和思想准备。

在此之后，中国再经历了一次唐末藩镇和五代十国，一个历时70年的封建割据时期，我认为，这是以北方文化为主流而建立的唐朝，并未完全吸取南方门阀政治时期教训而需要补上的一课。但这一反复较之南北朝掺杂着民族矛盾和中原文明宗族积弊的时代，就要短促得多了。自宋之后，中国再不可能出现政治制度上的反复，专制王权终于得以稳固，接下来的千年，则迎来了以专制王权制度逐渐固化为主题的缓慢社会演变。